(此文章於2020年4月27日《立場新聞》發表)   文：蔡蘇淑賢（前香港保護兒童會總幹事）     最近看了兩套香港電台製作的影片，深有所感。   第一套是剛播出的《浮城絮語：氹氹轉》，故事雖簡，意義卻繁。故事的主人翁是8歲光仔，家住景觀開揚屋苑，擁有自己的房間，家中設有紅酒櫃及黑膠唱盤，是香港典型的中上家庭。父親中港兩地走，母親則任職於玩具店。儘管光仔物質生活豐富，零用錢甚至多至可以買幾套電子遊戲送同學，但在整個影片中卻愁眉苦臉。光仔邀請同學放學到其家中一起玩，朋友仔十分投入玩他家中的電子遊戲，獨光仔沒有參與其中。何解？原來光仔並不會玩。媽媽絕不吝嗇為光仔買電子遊戲，但似乎未曾與他一起玩過。即使媽媽偶然與他去吃飯，卻只顧回覆手機訊息，甚至光仔把他們的飲品互換也未察覺。有一幕光仔放學後回家，直至晚上也只孤獨一人，直至深夜父母才回。     中產孩子也有匱乏的時候   這故事訴說甚麼呢？影片暗地裡說明了—找媽媽。影片中，光仔媽媽在其店內兩度為走失的孩子尋找媽媽，但光仔何嘗不是每天都在尋找她的媽媽呢﹗正確點說，是尋找爸媽(片中爸爸只短暫出現一次，且完全不見臉部)。長久以來，我們的福利政策只集中扶助貧窮家庭，但家庭的需要並不單純是物質方面，更重要的是健全的家庭功能。光仔物質不缺，但正正少了家庭成員的關愛及心靈支持。這種形態也就是我過去撰文提及匱乏家庭的其中一種，其餘尚包括缺欠親職承托、社交網絡薄弱及缺少穩定照顧者等等。     孩子健康成長要支援   近年，普遍市民的收入提高了，但同時雙職家庭、單親家庭、再婚家庭及一家兩地的情況亦逐步增加，過去家長應有的功能日漸失落及逐步外判。孩子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往往更難感受雙親的關懷、陪伴、指導與督促，影響其一生的安全感、自我價值與待人處事的態度及價值觀，因此這一代孩子較其上一代遇到更多困難。殞落的家庭功能並不能一朝便能健全，特別是不少父母都面對種種困難，但孩子的成長並不能久等。因此，除了逐步協助匱乏家庭健全其功能之外，同樣重要的是為其孩子提供即時支援，承托其成長。這便是我服務的機構為何要設立兒童及家庭服務中心的原因。     自負盈虧服務的價值   說到這裡便令我想起香港電台2019年播放的另一套影片—《台灣故事II﹕小草的夢想》。影片正正講述一位令家族生意起死回生的年青人(林峻丞)，看見來自家庭功能失衡孩子的支援需要，便毅然放棄年收五千萬的家族生意，創辦社區中心—小草書屋(註﹕其實並不賣書)，為弱勢社群的孩子打拼，免費提供課後輔導、情緒支援、職業訓練及工作機會。片中透過單親少女鳳儀失去母親後的一段故事，突顯這些支援如何在孩子生命中發揮不可磨滅的作用。不過，影片最令我動容的是有人願意放棄高薪厚職走到最前線為孩子工作，而且以自負盈虧方式營運。因為我服務機構的兒童及家庭服務中心亦以自負盈虧方式營運，明白當中的風險及辛酸。事實上小草書屋亦曾面臨嚴重虧損而必須收縮業務，而我們的兒童及家庭服務中心亦是虧損連年，所以特別有共鳴。面對同樣的處境，我們不約而同有共同的信念﹕「相信一定會有人看到我們(培育生命)的價值」。最終我們都用同樣的方式解決，從社區上募集資金及尋找基金會支持。     社福機構自己也找「媽媽」   說到這裡，其實這類自負盈虧的服務亦何嘗不是與光仔一樣，常常在找足以支持它繼續成長的「媽媽」？只是這「媽媽」可以是一個人、機構，甚至是一群人。   香港人樂於捐款，絕不比台灣遜色。根據英國慈善救助基金會（Charities Aid Foundation, CAF）2018年的報告，在樂於捐款方面，香港在144個國家/地區當中，排18位，台灣排在47位。過去，香港人為大大小小的災難捐款，有目共睹。儘管如此，我敢說要為香港的自負盈虧服務找「媽媽」絕不比台灣容易。香港人的確在慘絕人寰的災難前絕不吝嗇捐款，但自負盈虧服務往往都不是這類低成本高產出且效果立竿見影的緊急救濟性服務，反而更多是效果細水長流的持續發展/預防/補救性及結合人本的服務。   雖然我確信一定會有人看到我們(培育生命)的價值，但要等待他人無意中看見實過於被動，而自負盈虧服務限於資源，卻又往往難以主動展示服務價值。更大的問題在於香港人的社區歸屬感遠較台灣薄弱，即使居住在灣仔大佛口多年的居民，也不見得會以灣仔人自居，更遑論是大佛口人﹗正因如此，也就更難打動區內居民捐助效果細水長流的自負盈虧服務，共建美好社區。   說到這裡，心裡泛起一個慨嘆﹕「我們為孩子找媽媽，那麼誰人為我們找媽媽呢？」

(此文章於2020年4月20日《立場新聞》發表)   文：蔡蘇淑賢（前香港保護兒童會總幹事）     疫情持續，政府準備推出第二輪防疫基金，規模更勝第一輪，藉此紓解各行各業因疫情而陷入的財政困難，從而惠及整體市民。支援措施涵蓋範圍之廣，可謂空前，足見政府在協助市民共渡難關事宜上有一定的承擔。儘管如此，百密總有一疏，特別是處於公私之間由社會服務機構以自負盈虧營運的服務，往往備受忽略，在疫情期間得不到任何支援，課餘託管服務便屬一例。     兩次被遺忘的課託服務   筆者在上月已撰文指出第一輪的防疫基金遺漏支援課託服務（見文章《疫情下親子困獸鬥，可以怎辦？》），而該服務的性質與由受資助幼稚園或幼兒中心營運的 N 班類同，均為自負盈虧的非牟利服務。兩者均受社會福利署監管，為兒童提供穩定的照顧及發展性服務，只是服務對象年齡不同而已。更重要者乃兩者遇到同樣困難—家長因種種原因而未交月費，而營運者為保證服務在疫情後能夠繼續支援有需要的家庭及兒童，且不欲在疫情期間令更多人失業，故未有以裁員方式減少損失。N 班與課託處境幾乎全無二致，政府在第一輪的防疫基金已為前者提供紓困資助，但後者卻落空。   上述文章其實已引起當局關注，並曾向業界進行個別了解，筆者也得悉有議員正關注有關問題。課託營運機構及家長一心以為第二輪防疫基金必會將課託服務納入支援項目，特別是這個服務的對象當中不少是來自匱乏家庭的兒童，包括低收入及缺乏照顧等等。可惜第二輪防疫基金公布明細項目之時，課託營運機構及家長卻遍尋不獲。當局把牟利的私營補習社、健身中心、與學校有關的行業、註冊體育教練及 11 類被勒令關閉的行業均納入，卻把非牟利且被社署要求停止服務的課託排除在外，著實令人不解。     以原有措施充紓困措施？   當局是否對課託不聞不問？這絕非事實，否則也不會特地向業界查詢。哪麼當局有何具體行動呢？當局對課託所推出的「紓困措施」是公布不會扣減二月至五月「課餘託管收費減免計劃」（「減免計劃」）資助低收入家長減費的金額，有家長得悉後，表示這個「紓困措施」根本是「循環再用」，僅把原本存在的措施重新包裝再推出，沒有因應疫情而提供額外支援，置他們的困境於不顧。   筆者當然理解家長的氣憤。其實「減免計劃」在疫情前一直存在，旨在為低收入家庭減免部分課餘託管收費，成功申請者按家庭收入劃分為三分一免，半免及全免，並設有減免金額的上限。由於上限多年未有調整，上限不足以完全抵消全費，因此即使獲得全免減費的家庭，仍需支付差額。換言之，獲得減免，仍需付費，只是費用稍低而已。今家長因為社署停止疫情期間的課託服務及響應政府呼籲減少社交接觸而未能使用服務，自不能視為退出服務，且家長仍需照常支付月費，繼續發放「減免」自是應有之義，實不應作為因應疫情的「紓困措施」。     課託被誤解   課託服務處於公私的交界處，令營運機構處於不利位置，在疫情下尤為突出。服務由社福機構營運，公眾甚至是意見領袖會以為是政府資助服務，疫情下不受影響，不用特別援助，更加不應向有困難的家長追收月費，落井下石。不過，因為其為自負盈虧的收費服務，又往往被人套用私營原則衡量，營運虧損不應由政府埋單。最終，課託的困境沒有起關注，亦未能納入第二輪防疫基金援助之列。     紓困措施欠一致性   課託服務待援卻無助的情況，既不合理，亦會造成相當不良影響。公共政策強調一致性，以致達至公平及穩定。然而，正如前述，N 班與課託類同，卻有不同處置，已值商榷。再者，牟利的私營機構亦受惠防疫基金，反而非牟利的社會服務被排除在外，更突顯政策邏輯混亂。     課託 = 保就業、保民生   此外，當局有否考慮課託服務的價值及其潛在影響？對於不少家長來說，課託服務是讓他們可以安心工作謀生的重要支柱之一。疫情令不少家長失業，陷入財困。若不繼續付費以維持課託名額，便只能退出服務。前者只令家長雪上加霜，自不在話下，後者亦只是殺雞取卵。何解？若家長此時失去課託服務，即使疫情過後有工作機會也難以應聘。孩子誰照顧呢？這樣便令他們更難透過再就業脫離困境，看不到前路的希望。當然，失業率加劇，社會問題必定叢生，已是定律，而課託服務正正就是保就業的其中一環，當局不可不察。   儘管課託服務以自負盈虧方式營運，但從來只有虧而無盈，以筆者服務的機構而言，每年均要補貼課託服務。疫情之下，處境艱難的家長拖欠月費，肯定會令虧損大幅度增加，若置之不理，最終不單影響課託服務，亦有可能危及營運機構的其他服務。屆時，受影響者便不止於使用課託服務的家長，必波及其他社會服務。不過，按過往經驗社會服務在疫情過後需求卻又會大增，此消彼長，服務縫隙只會更大巨大，禍及民生。   最後，還望當局高瞻遠矚，不要為未來埋下惡果的種子。